“觉得自己没有被重视”：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分娩创伤

一份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分娩创伤，十分之一遭受过产科暴力。

霍尔说，从怀孕时起，她和助产士以及医生就有“很多问题”。

35岁的原住民母亲萨姆·霍尔 (Sam Hall) 说，她在2022年儿子科阿 (Koah)的出生过程中遭受创伤，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她说，从怀孕时起，她与助产士和医生之间就有“很多问题”。

那是2022年3月5日晚上7点左右，霍尔感到背部剧烈疼痛，她知道事情不妙。

尽管如此，霍尔还是等到凌晨1、2 点左右才打电话给她的助产士，因为她担心助产士会不高兴。

在分娩后的第二天，霍尔第一次见到她的孩子。 Credit: SBS/已提供

“当时我试着打电话给我的助产士，看我是否至少可以进医院检查一下，用一些止痛药，”霍尔说，“她告诉我只要吃一些止痛药，洗个澡，上床睡觉，等到天亮就可以了。”

霍尔说，由于一直疼，她第二天早上 8 点左右再次寻求帮助。最终她被告知来医院。

但她说，当她到达医院提前进行分娩时，她的助产士显得不高兴，她原定于晚上分娩。这名助产士与昆士兰州原住民妇女的一个外包分娩项目有合作关系。

“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甚至对我说，‘你就不能再坚持、等一等’，”霍尔说。

还是医院的一名助产实习生在 3 月 6 日上午 10 点，霍尔分娩8小时之前，注意到她的胎儿有异样。

她的儿子科阿出生时没有呼吸，癫痫发作，必须抢救复苏。随后，他被转移到布里斯班一家更大的医院接受特殊护理。

霍尔情绪激动，她形容了在儿子出生后四天都没能抱一下的感受。

“我很担心，”霍尔说道，“我甚至去找过医院的产科主任，我说‘如果不能跟他一起走，我不想让他离开我’”。

“对于原住民女性来说，由于历史原因，做母亲的都会害怕孩子被带走”。

新南威尔士州分娩创伤调查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提出了 43 项建议。

该调查听取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 4000人的意见，包括患者、医生、助产士和专家。

建议包括所有女性都应获得持续的护理模式，该模式被认为是护理的“黄金标准”。

该报告还建议对产妇进行全面的产前教育，对其知情同意方面的法律和培训进行审核，采取创伤知情护理做法，并改善其心理健康支持和产后服务。

黑泽·基德尔（Hazel Keedle）博士说，该调查的建议与生产经历研究的许多发现相一致。 Credit: SBS

黑泽·基德尔（Hazel Keedle）博士和她的同事进行了澳大利亚最大规模的分娩创伤研究，这也是 2021 年全球最大规模的研究之一，被称为“分娩经历研究”。

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分娩创伤，十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产科暴力。

基德尔博士周三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外发表讲话时表示，该调查的建议与这项研究的结果相呼应。

“女性希望获得由助产士主导的、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对创伤有了解的、持续性的护理，”基德尔博士说，“我强烈建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任命一名首席助产士，并扩大助产士团体执业和私人执业助产士的提供。”

杰西卡·桑托斯（Jessica Santos）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外分享了三个分娩故事，强调了她在新南威尔士州医院两次分娩的痛苦经历与五天前在家中生下儿子凯亚（Kya）的区别。

杰西卡说她最近选择在家分娩，因为她不再信任医院系统。她描述了第一次在医院分娩的情形。

“我就被送去了产房，由一位不认识的助产士接生。说实话，我感觉她对我的分娩漫不经心，”杰西卡说道。

 

“我感觉自己给别人带来了麻烦”。

澳大利亚出生创伤协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米·道斯表示，澳大利亚应效仿英国，承认分娩创伤的经济负担，并推动在国家层面考虑建议。 Credit: SBS/Supplied

艾米·道斯 (Amy Dawes) 是澳大利亚分娩创伤协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协会向调查提交了一份意见。

她对其中许多建议表示欢迎。

道斯说：“当然，创伤并不总是可以预防的，但有很多方面可以预防，比如创伤知情护理，以及确保妇女在分娩时也能真正获得知情同意。”

联邦预算拨款6000多万澳元用于改善产妇护理，但道斯表示，她对缺乏针对分娩创伤的直接拨款感到失望。

道斯说：“我认为，虽然最近的预算显示出对妇女健康的一些关注，但分娩创伤仍然是联邦卫生政策中的一个隐藏问题，承认这一事实也非常重要。”

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Aborigi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of NSW）也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意见，该委员会表示，只有 1.3% 的助产士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而原住民占总人口的 3%。

霍尔的助产士与一个原住民助产士项目合作，她说该项目旨在帮助她所在地区的原住民家庭。

霍尔表示，她不确定哪些助产士是澳大利亚原住民，但她确实希望看到更多的原住民助产士。

“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名助产实习生，她是原住民，她让我感觉比我接触过的任何其他助产士都要好，”霍尔说。

“也许是因为她更能理解我，或者当我有顾虑时她不会让我感到很愚蠢，而其他助产士却让我有这种感觉。”

 

她说，即使在孩子出生后，她仍然害怕向她的主治助产士说出自己担心的事情。

霍尔认为，该报告的很多建议都值得一试。 Credit: SBS/Supplied

“我一直觉得他们会对我的担心不以为意，”霍尔说，“就是因为她们对我的担心没有重视，让我的儿子差点丧命。所以对于这一切，大家都还有怨气。”

霍尔说，她认为该报告的建议很好，包括在医院设立产后情况总结诊所，以及增加心理治疗的医疗补贴。

 

但她表示，最重要的是有关针对原住民产妇的文化培训和创伤知情护理的建议。

霍尔说：“我认为要有‘有人能够理解我’这种安慰，我知道我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孩子被带走过造成的跨代创伤。”

“所以我认为如果那里有其他原住民女性，她们能够理解这一点，这会让我感到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