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产变“中惨”？聚焦中国低迷经济下的中产阶层困局

从下调找工作的目标值、不得不“灵活就业”，到选择“躺平”或当“全职儿女”，再到改变婚恋观而放弃恋爱，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巨变。

上海金融中心 Source: Flickr / Flickr Joan Campderros i Canas CC BY SA 3.0

三年令人压抑的疫情终于告一段落，中国各地民众普遍的希望是，一切都回归正常，中国将重拾繁荣。但是，2023年走完了一半，越来越多的人却发现，疫情时期低迷的经济，似乎不只是短暂的反常现象，而是成为了后疫情时代的常规现象了。如果说，枯燥的经济数据让人闹心，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现实社会此刻正在经历的种种“反常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地位一向比较牢靠的中产阶层为什么被中国媒体描绘成“中惨阶层”。

一、当下中国六大反常现象 

今年五月十八日，中国的一个网站上出现了一篇贴文，标题为《坏消息来了，2023年出现六大反常现象，咱老百姓要提前准备》。这些反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包括：一、就业越来越难（我今年4月发表在SBS的文章《经济“春”不归，失业逼人愁》分析过这一现象）；二、楼市持续下行；三、实体店出现关停潮，老百姓都选择把钱存起来（我5月发表的文章《中国经济走势：中产争当守财奴》谈及这个问题）；四、专家的话没人信了；五、年轻人都不愿意生了；六、考公（报考公务员）人数增加。此文开头说，这六大反常现象都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着大家的生存、就业、生活、幸福，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在中国，2023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之前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期待，诸如经济恢复繁荣、房价持续走高、消费大幅度反弹等等，都被经济现实证明落空了。疫情三年之后，大家本来以为，一切都将回归正常。何谓正常？这些期待的基础就是，多数人想象中的中国经济的正常状态。然而，当上面提到的六大反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出现以后，人们不禁怀疑了，难道过去二十多年被视为正常的那些社会预期，都要重新修正了吗？

事实上，2023年之所以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其最关键的特点是，许多人已经不知不觉中大幅度修改了自己对中国未来前景的预期，并且相应调整了自己的个人决策。这样的决策，从下调找工作的目标值、不得不“灵活就业”，到选择“躺平”或当“全职儿女”，再到改变婚恋观而放弃恋爱，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巨变。这样的巨变不是欣欣向荣的信号，而是岌岌可危的前兆。而青年人婚恋观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具有非常鲜明的指标意义，那就是，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期望，现在只能放弃人生最大的追求之一——谈恋爱。 

二、“花前月下情不再，我将沒有下一代” 

年轻人生气勃勃，当他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时侯，正是恋爱、结婚的大好时光，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去年上海封城时，一个防疫人员要把一个年轻人拖去隔离，这个防疫人员讲，“不听话，会危急你祖宗三代”；那这个年轻人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下一代，就到我这一代为止”。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不生下一代了。这是一句很扎心的话，从家庭来讲，他打算让家族从此绝后了；从社会来看，今后年轻的劳动力数量将会萎缩。这只是一个年轻人的一时气话吗？

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四不青年”。这“四不”就是“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再加上不买房”。在大好的青春年华，青年人花前月下，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下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却苦得连恋爱都不想谈了，因为恋爱要花钱；就算有一点钱谈恋爱，也没钱结婚，所以就变成干脆不谈恋爱了。据民调数据，中国有四成多大学生现在都不想谈恋爱了，其中女生的比例还高过男生。

当中国艰困的经济状况正在剥夺大学生追求美好人生的权利，逼得他们放弃恋爱、放弃家庭、放弃培育下一代，只求勉强活下去，这样的人生难道是一个经济正在“崛起”的社会之正常现象吗？当然不是，这种“四不青年”的出现，是社会在沉沦、经济在垮塌的产物。

三、求职门槛：三十五岁不得入？ 

青年人大学毕业时，可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如果他准备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是这样过，说明了什么呢？显然，那意味着他在社会上艰难求存，根本就没有成家立业的机会了。那单身奋斗十几年之后，到了三十五岁，他的生活处境会提升吗？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三十五岁成了正规求职的高门槛，即“三十五岁不得入”。

现在国内企业招聘的时候，成堆的人手里拿着简历，准备投送，希望等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时候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人走出大门，站在台阶上喊出一句大家常常听到的话，“35岁以上的可以走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公司只招年轻人，三十五岁以上的，你连面试机会都没有了，不管你有什么学历和工作经历；也就是说，三十五岁了，一旦失业，可能正规的就业生涯就此结束，之后只能打零工来勉强糊口了。

对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来讲，曾经繁荣的经济似乎都化为了泡沫；而他们面对眼前的困境，愤怒也好，绝望也好，都无济于事。如此冷酷的现实，自然会让年轻人不寒而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不恋、不婚、不生，他们自然也不需要买房了。

实际上，“四不青年”人数之多，已经造成了一个全国型的人口现象。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是六十多年来首次出现总人口负增长。总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很多年轻人不结婚了。

这两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困境已经成为全国许多家庭关注的重心。6月1日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刊登了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的一篇文章，王明远估算，目前中国大约累计有1千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们赶上了失业大潮的年代，毕业便失业，想求职却求告无门，大学毕业生再也不是毕业之后前途光明了。

四、中产阶层成“中惨” “三奴”状态令人愁 

中国除了少数富人和庞大的底层民众，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他们现在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呢？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有一个重大的认知错误，就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产阶层会迅速扩大。而中国的现实是，经济短暂繁荣之后，现在已经开始滑坡；而中产阶层的处境也因此变成了先好后坏。

所谓的中产阶层，通常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和消费能力、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按照中国社科院出版的2020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定义是，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按照这个定义，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口是4亿人。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恶化之后，中国的中产阶层标准也拉低了。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是中国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之一，据腾讯财经6月18日报导，他表示，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4.6亿人，每个月3千元就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了。若按他的这个新标准，连农民工也算中产阶层了。

最近中国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全国裁员潮3.5亿，中产将返贫变‘中惨’阶级》，这个标题明示，中产阶层正在贫困化，过得十分悲惨。其他中国媒体则用中产阶层“边缘化”、“贫困化”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中产阶层现在的处境。据中国媒体报道，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变成时代的“三奴阶级”，就是“房奴”、“车奴”和“孩奴”。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掏空所有财力，才凑够首付买了房，因此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成了不折不扣的“车奴”；生了小孩，更是被“深度套牢”，沦落成为“孩奴”。 

五、中产苦恼从何来？ 

过去在中国，有房、有车、送小孩出国留学，是中产阶层的时髦目标，也是自己跻身这个阶层的标志。中产阶层的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到五十岁，正是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有希望升迁的年龄。虽然家庭负担最重，“上有老、下有小”，但在经济繁荣的年代，他们相信自己事业有成、工作稳定、薪水递增，无需焦虑。但他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却让他们升迁无望、工作不稳、收入不保，而家庭开支却非常沉重，家庭的现金流随时可能枯竭，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现在最焦虑的就是饭碗不保。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是铁饭碗，但从今年开始，各级政府机关统一裁员5%，这是财政紧张的结果。如果经济继续滑坡，以后还可能继续削减公务员人数，铁饭碗已经开始被敲碎了；现任的公务员，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岗位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被取消。

在中产阶层所工作的机构当中，一向最被看好的是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很多世界上都有名的互联网大厂。但这两年来，这些大公司平均裁员百分之十以上；如果这些公司的业务继续下滑，裁员还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些大科技公司的员工都有恐慌感，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退休以前，在这家公司里职位和薪水只升不降。因为他说不定下个月就接到人力资源部门的通知，让他卷铺盖走人了。

中产阶层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教师，但随着财政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开始拿教师的“铁饭碗”开刀了。具体做法是，把教师的编制从固定的岗位改变成聘任制，那聘任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各种理由解聘教师。这马上就吓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让许多大学生不敢去应聘，怕当上教师时间不长，一旦解聘，就很难再找其他的教师岗位了。 

六、房产快速贬值 负债日显沉重 

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一个特点，绝大多数都是一代之内实现财产积累的，而财产积累当中最大的一块就是不动产。现在国内的房地产开始贬值，当二手房挂牌之后多日无人问津的时候，卖主就只能降价，连一线城市的卖主也开始降价一成以上了。那这些降价卖主的邻居们之房产价值，也自然就跟着缩水了。如果降价以后依然卖不动，选择进一步降价就会成为迫不得已的举动。

眼看着家庭财产不断缩水，动辄减少几百万，而房价似乎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中产阶层就再也无法保持岁月静好的心态了。何况，中央政府已经做好了全国开征房产税的技术准备，只等财政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动手。那每年百分之一的税率势必加剧抛房潮，随之而来的则必然是房价持续下跌。当年购买千万元豪宅的中产阶层，要负担每年上十万的房产税，当然并不轻松。

所以，最近有中国媒体报道这方面状况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房屋“过剩”时代，买房成了最快的“破产”方式》。这篇报道的判断是，“未来中国70%的城市房子是过剩的，90%的房地产企业会消失，未来70%的城市房子是没有任何投资价值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层眼看着房价下跌，首付被吞掉，房产变成了“负资产”，而房贷还得照付，住房想卖还卖不掉，而薪水在缩水，眼看着要靠动用储蓄来付房贷了；房价大跌的趋势目前已经蔓延到上海、深圳这些房价最高的超大城市，等到家里的储蓄慢慢耗尽，房贷还欠一大笔，就可能爆发家庭财务危机。

中产阶层的家庭财务面临危险，与“三奴”状态相关。作为“房奴”、“车奴”和“孩奴”，这三方面都是刚性支出。房贷不能停供，车贷不能停付，子女教育费用必须继续开支。过去靠着不错的薪水，家庭的现金流源源不断，他们的家庭财务计划安排得很紧，房子要买大的，车子要买好的，子女教育按高标准安排。过去他们的自我感觉都蛮好，从未担心过，因为有两个心理支撑：一是饭碗牢靠、薪水只涨不减；二是拥有的房产像高息定期存款，房价年年涨。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经济繁荣就像房地产一样，泡沫一破，这两个支撑就同时泡汤了。经济一衰退，饭碗变得象纸糊的；房地产一崩盘，想卖房子也有价无市，打两折都没人要。这时中产阶层才明白过来，手中的房子并非永远增值的固定利率理财产品，而是自己沉重的家庭负债。

从当下中国中产阶层面临的“中年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折射出来的经济社会困境。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作者：程晓农，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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