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家信用报告机构称，澳大利亚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压力。随着消费需求的放缓，削减开支正在影响许多业主的生计。一位澳大利亚企业家和曾经的中国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幸存者提供了自己的建议。
Helen Shao在悉尼北区经营一家健康诊所，和许多小企业主一样，开始感受到消费放缓带来的压力。
61岁的邵（音）女士说：“许多人现在付不起治疗费。”
“过去，客户可能每周定期来见我一次，现在他们可能一个月见我一次。”
“因此，从收入上看，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邵女士调整了她的业务以度过大流行，在网上销售一系列与健康有关的产品，这些收入有助于平衡面对面治疗预约量的下降。
今年，她和她的300名固定客户正在努力应对成本上升和利率提高。
Helen Shao with John Newcombe, in her Sydney clinic. Credit: SBS / Sandra Fulloon
“由于我的背景，曾经在艰难的时期生存下来，我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改变我的业务并继续下去。”
邵女士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与家人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天津，距离北京东南120公里。
“我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我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然后在1966年，毛主席关闭了学校和大学，”她说。
“我的父母受过教育，所以他们白天会被送到一个再教育营，当时我只有五、六岁。”
那是一段充满挑战和孤独的时光，正如邵女士在其尚未出版的自传《Wake up to Happiness》中描述的那样。
“我的生活陷入了灾难性的困境。白天，我的母亲认为最好把我锁在家里，严格要求我呆在室内，“邵女士写道。
“我的家人被当局视为'肮脏的资本家'。正因为如此，我的父母担心我出去后的安全问题。”
几年后，邵女士进入大学学习数学，然后成为天津财经大学的一名讲师。
‘Tank Man’ faces off with the PLA in Tiananmen Square. Source: AAP
“我们抗议言论自由，也抗议经济改革，”她说。
“我们认为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当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就是认为你可以改变世界。”
然而，邵女士的生活在那一天永远地改变了。中国政府将其坦克和士兵转向多达一百万的抗议者。在镇压过程中，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回想起来，邵女士认为自己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
“我看到很多人跑来跑去，喊着‘跑、跑、跑、跑’。 所以我只是转身和他们一起跑。”
“接下来我就醒了，基本上是躺在阴沟里，浑身是血。我仍然不知道是否是枪伤，但我的头上还有一个洞。”
邵女士说，她至今仍然在为两名死在她怀里的十几岁学生的那段回忆而挣扎。
“我的内疚感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手上沾有其他人的血。我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做出贡献。”
1989年12月27日，邵女士离开了中国，因为她担心参与天安门广场示威可能会被监禁、遭遇酷刑甚至死亡。她持学生签证抵达澳大利亚，并很快获得了政治难民身份。
她是时任总理霍克（Bob Hawke）提供庇护的42000名中国公民之一。
然而，邵女士当时将她的丈夫和一岁的儿子留在了中国——这个决定一直困扰着她。
“我仍然不确定我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仍然感到遗憾和内疚，尽管他现在已经35岁了，住在悉尼，给我带来了两个很棒的孙子。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母亲还是很失败。”
在堪培拉，邵女士与其他中国流亡者一起，共享一个没有家具的小公寓。她很快就花光了来时带的60澳元，无奈之下，她只好从垃圾桶里捡食物残渣。
她抹着眼泪说：“晚上，商店关门后，我们去垃圾桶里找食物”，“回忆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痛苦。”
“即使是现在，我也会想到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挣扎求生的人们，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邵女士的同理心很应景。随着生活成本的飙升，对食品救济的需求也在上升。
根据信用报告机构CreditorWatch的数据，许多澳大利亚人也在削减可自由支配的开支，这对企业造成影响。
“钱包正在被合上。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减少。因此，企业肯定开始受到伤害，”CreditorWatch的首席执行官Patrick Coghlan说。
2月商业风险指数报告称，从1月到2月，进入外部管理程序的机构数量猛增了46%。Coghlan先生说，食品和饮料行业的风险最大。
“任何依赖可支配支出的行业，特别是食品和饮料、餐厅、酒吧、酒店住宿，还有艺术和娱乐，肯定看到它们的违约概率增加，该行业内企业倒闭的可能性增加。”
“而最终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减少。或者说，如果人们在花钱，他们出去吃饭时花的钱就少了。”
Helen Shao with her client and landlord, John Newcombe (right) Credit: SBS / Sandra Fulloon
“嗯，当然，这个身体已经经历了很多。所以，它需要一些关注，” John Newcombe说。
“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准确查明问题的人，但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功，”他说。
在过去的几年里，也缔结了一种友谊。
“John是我的客户、朋友、知己和房东。而且John在我的生意上给了我很多帮助，”邵女士说。
Helen的转型正在起效，令她的诊所得以存活。然而，澳大利亚240万家小企业中的许多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
“企业主显然正在与劳动力短缺、材料成本增加、通货膨胀和利率作斗争，”CreditorWatch的Patrick Coghlan说。
“他们原本最不需要处理的是来自客户的缓慢付款。然而，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付款肯定在放缓。”
虽然破产还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但Coghlan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内会进一步上升20%。
他说，企业的地理位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地区仍在从较高的大流行和封锁损失中恢复过来。
“目前我们最危险的10个地理区域中，有5个在悉尼西部。而且，随着利率上升的持续咬合，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大多数人将在今年下半年面临固定利率到期，我们预计到那时会看到澳大利亚企业和消费者的银行账户中的钱更少。”
在这种对冬季及以后的经济前景看跌的情况下，企业家Helen Shao有这样的建议。
“情况是很艰难。但重要的是要保持感恩之心。”
“我看了看我自己和我的生活。我还在这里。我和我的孙子们在一起，我很幸运能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国家。”
“所以我只能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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