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维权团体说，联邦政府将残障移民视为经济负担，而不是对他们为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
他们说，目前的移民政策使许多残障移民，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CALD）的残障移民无法获得签证、适当的资金或就业机会。
30岁的智力缺陷移民艾琳（Aileen Ng）最初从马来西亚移居澳大利亚时，因其残障而被拒签。
她在家里待了很久，无法找到工作，直到她的家人通过支持团体Onemda找到了当地的残障人士就业培训项目。
Onemda是维州的一个残障人士支持组织，该组织为艾琳争取到了工作签证，并协助她的家人将她的案件诉诸法庭。
她现在在维州东唐卡斯特（East Doncaster）的Indulgence咖啡馆愉快地工作。
“我在The Pines购物中心的Indulgence Cafe工作。我做服务员并为顾客服务。工作让我感觉更好。这让我很忙，”艾琳说。
但是，并不是每个像艾琳这样的人都能得到支持机构的帮助，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为自己的权利与政府进行斗争。
Onemda首席执行官西蒙·刘易斯（Simon Lewis）说，澳大利亚政府忽视了残障人士对社会的贡献能力，经常拒绝给予他们公民身份或签证。
刘易斯先生说：“残障人士有能力在经济、社会和个人方面为澳大利亚做出巨大贡献。”
他说，残障移民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二等公民”，他们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和“积极参与日常社会各个方面的权利”。
他说，虽然残障移民确实需要额外的支持，但他们也为社会带来了“奇妙的”价值。
“例如，他们的出勤率非常高。如果您雇用残障人士，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每天都会出勤，愿意并且有能力完成工作，”他说。
全国少数族裔残障人士联盟（NEDA）向联邦政府倡导来自CALD和非英语背景的残障人士的人权。
他们的主要政策反对意见之一是澳大利亚政府对移民的所谓健康要求。
移民健康要求规定，签证申请人必须没有“疾病或健康状况”，这将使澳大利亚社区付出“巨大的代价”，或妨碍澳大利亚公民获得健康和社区护理以及/或稀缺资源。
NEDA首席执行官德韦恩·克兰菲尔德（Dwayne Cranfield）说，健康要求测试的应用方式是“荒谬的”，并补充说，甚至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年轻英国女性的旅游签证也被拒绝，因为她没有通过健康测试。
“我们需要摆脱它。我们需要删除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停止将残障人士视为负担，”克兰菲尔德先生说。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必须开始关注人们为社区带来了什么，以及“我们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国家这一事实”。
克兰菲尔德先生说，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结束对残障移民的法律歧视尤为紧迫。
“残障人士好像身处孤岛，即将被水淹没。如果这些人无处可住、无法获取资源，或没有公平、没有支持，他们能去哪里？” 克兰菲尔德先生说。
“你知道他们可以来采摘水果。我们请其他国家的人来为我们做脏活累活。但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些残障人士呢？”他补充说。
设在布里斯班的残障人士权益倡导组织Amparo的莫林·福特斯（Maureen Fordyce）说，当移民在澳大利亚有残障子女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可能”通过健康要求测试。
“例如，我们欢迎新西兰人来澳大利亚生活——工作、纳税、支付医疗保险。他们可能会在这里生活了15年，然后他们可能会因为有一个残障孩子而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福特斯女士说。
她说，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因为他们的孩子无法通过澳大利亚政府的健康评估。
福特斯女士说，政府应该让残障移民获得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的帮助。
“我们正在帮助一名作为寻求庇护者来到澳大利亚并中风的年轻人。联邦政府支持他住在疗养院，但不允许他参加NDIS以获得他在社区过上美好生活所需的支持。”
西北残障服务机构（North West Disability Services）的克里斯蒂安·阿斯图里亚（Christian Astourian）说，政府能够歧视残障移民是因为1992年的《残障歧视法》并不适用于《移民法》。
阿斯图里亚先生说：“由于这种情况，家庭只能将无残障的成员带到澳大利亚，这导致了无数家庭破裂和分离。”
为残障人士（特别是那些来自CALD背景的残障人士）移民提供支持工作的组织，正在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做出改变。
他们希望残障人士被承认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人，因为他们也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不应当被视为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