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节课开约一万澳元账单” 华人家庭：我们需要怎样的NDIS改革？

当墨尔本华人Kim带着孩子接受干预治疗不久后，他意外发现，治疗干预机构向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提交了一份高达一万澳元的账单。Kim希望拟议的改革能赋予参加者更多自主权。有华人学者表示，对于非英语社区来说，最重要的是打破“信息壁垒”，敏锐地发现NDIS理念与各文化之间的差异。

墨尔本华人Kim的两个孩子都接受NDIS计划支持。他认为，在改革中，参加者应该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减少系统中的漏洞。 Credit: SBS中文/Kim Jin/AAP

联邦工党政府正在致力于对价值350亿澳元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进行改革。尽管最终方案还未确定，但有呼声称，参加者应该更加充分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八节课开约一万澳元账单”

当墨尔本华人Kim带着发育迟缓的孩子接受治疗干预不久之后，他意外地发现了该机构向NDIS开出的一份高额账单。

Kim的双胞胎儿子29周早产，在医院度过危险期之后出院，均存在发育迟缓症状，并正在接受NDIS支持。

他的小儿子今年4岁，发育程度只有“平均成长曲线的5%”，在危险感知方面存在问题。

我们发现写了很多没有发生过的事，写得很含糊。比如说，给我的孩子写报告花了两个小时，采购东西花费了三四个小时，（机构）一个小时收费199澳元，我们拿到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Kim

Kim坦言，为孩子申请NDIS的过程由专业人员直接完成，作为家长，他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也并不了解NDIS计划最终获批的依据是什么。

Kim说，孩子一个月上了八节课，被开出来高达一万澳元的账单。 Credit: Kim

由于Kim一家频繁往返于墨尔本和吉朗（Geelong）两地，为了方便灵活安排孩子的治疗干预，Kim为孩子选择了自主管理的NDIS计划，但随后，他便发现，由于参与者、服务提供商和NDIS计划之间沟通不畅，这其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当你选了这个之后，所有的报销是没有人帮你审核的。账单直接发送到NDIS团队，过了一段时间后就自动批准了，钱就会打过去。”

发现该账单后，Kim说他无法有效申诉或追回。

“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它不合理，但是合规，”他说，“当时一个月从我们的NDIS基金扣了约一万澳元，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一个月他（儿子）只上了八节课。”

被问及关于NDIS服务和费用方面的问题时，国家残障保险局（NDIA）在回复SBS中文的声明中提到：“NDIS定价安排和价格限制可帮助参与者和残障支持服务提供者了解NDIS如何对支持和服务进行价格控制，实行价格管制是为了确保参与者获得物有所值的支持。”

“任何服务提供商都不得在参与者的获批的 NDIS 支持范围之外提供服务。如果参与者对服务提供商（注册或未注册）的支持服务不满意，包括怀疑被多收费用，可拨打1800 035 544向NDIS质量与保障委员会投诉。”

呼吁参与者充分参与NDIS计划

去年11月，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和政府服务部长部长比尔·肖顿（Bill Shorten）提出未来五年内改革NDIS的计划，包括26项改革建议和140项具体行动，并设目标在未来十年内为该计划节省近600亿澳元。

在去年12月一次讲话中，肖顿表示，计划申请过程变得“官僚、令人痛苦不堪，甚至有辱人格”。

Kim认为，通过NDIS，他的两个孩子得到了有效帮助，“资金批得比较多，足够孩子们参加任何治疗，尤其是当一段时间没有使用，资金会积累到下一年。”

他希望在改革后，参与者能够对NDIS计划拥有更多自主权。

“像这种情况，就算去找他们申辩也没有意义，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隐形的，”他说，“如果发生虚假申报，审核有漏洞……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南澳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专业讲师方倩（Qian Fang）博士同意这种呼声。

在接受SBS中文采访时，她表示，其团队一项研究表明，她在政策的最初设计上，NDIS能够帮助0至65岁的华人残障人士提供个性化支持，保护他们的福利和福祉，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政策的落实和执行。

方倩博士表示，各语言文化社区需要不同的NDIS支持方式。 Credit: Dr Qian Fang

“例如在华人文化中，家长往往对孩子，特别是残障孩子，有过度保护的心态，所以很多NDIS的申请和计划的制定喜欢大包大揽。”

但NDIS背后的理念之一是尊重残障人士的人权，帮助他独立自主，掌控自己的人生。所以其需要以残障人士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为中心，残障人士需要充分参与到NDIS的申请和计划的制订中。

方倩博士

最重要的是“打破信息壁垒”

去年12月发布的NDIS审查报告警告，NDIS计划的原意是帮助每50名澳大利亚中约有一名的严重残障人士，但目前的服务范围要大得多，因此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革，以确保计划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

该报告建议，包括对轻度自闭症和发育迟缓在内的支持服务将不再获得自动纳入资格。这一超250万人的群体将转而通过学校、幼托机构和其他政府服务机构，在一项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新系统下获得支持。

如果该建议被采纳，Kim的两个孩子或将受到影响。

他表示，此举“有利有弊”。

“学校给我们介绍了相关医生，他们和学校合作非常紧密，外面找的人很难去和学校去沟通，融合，”他说，“如果他们能参与到学校的教学流程中，帮助就很大，”他说，“顾虑是不知道到时候落实会有什么问题。”

方倩表示，对于有移民文化关怀的残障支持服务，不仅仅是安排一位相同文化背景或说同一种语言的工作人员那么简单。它需要专业人士能够了解NDIS和申请者个案背后的文化设定，然后用专业的英语帮助申请者获得支持。

她说：“一方面，华人家庭，特别是新移民，需要克服信息壁垒，了解各项福利政策和政府的残障支持项目，另外一方面，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如何充分地向机构和专业人士表达自己的需求。”

“我们的研究发现，华人群体，特别是新移民，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用华人听得懂的语言解释NDIS并敏锐地发现NDIS背后的政策理念与华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帮助和引导华人家庭做出有利于残障人士的决策。”

方倩倡议建立非英语社区残障人士及其家人和社会服务机构专业人士共同组成互助小组，促进残障机构与小组间的沟通合作，保持信息多项透明的同时，提高NDIS系统的运作效率。

“小组成员不仅会普及残障服务知识，还会根据组员的要求，邀请像Centrelink、心理健康咨询师等其他专业领域的人员来帮助组员。另外，对于残障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而言，和残障互助小组合作也帮助他们更好地提升服务能力。”

国家残障保险局在给SBS中文的声明中说：“NDIS继续改变着许多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但我们知道，对其他人来说，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来自文化和语言多元化社区（CALD）的参与者，国家残障保险局正在共同设计一项新的CALD战略，该战略将于2024年初发布，这是我们对改善NDIS的承诺，以便我们能够支持参与者的多元化文化和语言需求。”

预计联邦政府将于今年对审查报告发布正式回应。国家内阁会议已同意，在2026年中之前，对计划的拨款最多增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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