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两个人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需要住院治疗。一人出生在澳大利亚，另一人出生在亚洲。
但愿他们都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得到治疗，并考虑到他们的个人需求、偏好和同意能力。
如果没有，你可能会认为他们同样有可能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治疗（也被称为“被安排入院”或“被预定的治疗”)。
然而，我们发表于网上学术期刊《英国精神病学开放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Open）的研究结果显示情况并非如此。
在全球同类最大规模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生在海外、非英语背景或失业的澳大利亚人，他们更有可能因急性精神疾病而被迫住院接受治疗。
我们的研究内容和结果是什么？
我们检查了2016年至2021年间、新州公立医院超过16.6万例自愿和非自愿精神疾病治疗的病例。
大多数入院的病人（54%）至少接受了一天非自愿治疗。
通过法律手段，例如警察或法院命令，与病人入院被迫接受治疗密切相关。
虽然我们的研究没有说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可能是由于精神健康法所致。
在新州乃至澳大利亚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有类似的法律。如果病人出现某些症状，显示患严重精神疾病（例如幻觉和妄想），导致他们需要接受保护免受严重伤害，并且没有其他更少限制的护理方式，那么医生可以在病人非自愿下提供治疗。
由警方或根据法院命令送往医院的病人，更有可能符合需要保护免受严重伤害的法律要求。
非自愿治疗的可能性，也与病人的诊断有关。
患有精神病或器质性脑部疾病（例如脑退化症和急性精神昏乱）的人士被强制入院的可能性，大约是患有焦虑或适应障碍（对压力源产生严重反应的病症）的人士的四倍。
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非临床因素也会影响是否对病人进行非自愿治疗的决定。
我们发现，与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人相比，在亚洲出生的人接受非自愿治疗的可能性高出42%；出生在非洲或中东的人接受非自愿治疗的可能性高出32%。
整体而言，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相比，非英语背景的病人接受非自愿治疗的可能性高出11%。
一些国际研究人员认为在海外出生的人接受非自愿治疗的比例较高，可能是由于他们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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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诊断结果如何，在海外出生的人或不懂英语的人，与接受非自愿治疗的比例较高存有关联。
我们不知道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
它可能反映接受治疗的病人和提供治疗服务的方式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持有私人医疗保险的人，以及通过社区健康中心或门诊转介的病人，不太可能需要接受非自愿治疗。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际研究一致。这些研究结果显示，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接受非自愿治疗的比例较高，以及居住在社会经济弱势地区的病人同样比例较高。
非自愿治疗是最后的方法？或者应禁止它？
新州和澳大利亚精神健康委员会都表示，非自愿精神治疗是可以避免的伤害，并只能作为最后的方法。
尽管如此，一项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非自愿入院率每年增加3.4%，是世界上非自愿治疗入院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非自愿精神病治疗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当签署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时，澳大利亚添加了一个声明，将允许对精神病患者进行非自愿治疗，但此类治疗是应“在必要时、作为最后手段并受到保障措施规范”。
然而，联合国拒绝这个声明，并称“免于被非自愿拘留在精神医疗机构，且不被强迫接受精神健康治疗”是一项基本人权。
有的人则质疑是否能够完全取消非自愿治疗。
如何改善情况？
我们的研究不仅表明对如何实施非自愿精神治疗的担忧，而且这是提倡减少非自愿治疗的第一步。
如果不了解如何以及何时实施非自愿治疗，就很难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少这种做法。
但澳大利亚距离大幅减少非自愿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需要在医院外提供更多治疗方案，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作出选择，包括那些在海外出生、不懂英语或来自弱势社区的人。
这包括尽早对病人进行治疗，以确保病情不会恶化，导致最终被警察或刑事司法系统转介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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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说，我们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围绕精神疾病的偏见，并确保解决贫困和歧视问题，以帮助预防更多人患上精神疾病。
我们的研究也显示，我们需要更尊重有严重精神疾病病人的自主权，去选择是否接受治疗，无论他们在新州或是其他司法管辖区。
政府需要进行法律改革，以确保更多州和领地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原则，即有能力作出这样决定的人应该有权拒绝精神健康治疗，就像拒绝其他病症的治疗一样。
本文作者：
Amy Corderoy是医生和博士候选人，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精神病学院研究非自愿精神治疗。
披露声明
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梨大学和新州卫生部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上述研究。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Grant Sara、Matthew Large、Christopher Ryan 和 Kimberlie Dean），他们三人共同撰写，这一研究成果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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