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哈维（Annie Harvey）此前一直希望成为教师，在教室里工作。
“我自己无法拥有小孩，所以我希望成为一名教师，去改变一些事情，”安妮告诉 Insight。
但是她在这个岗位上只坚持了不到两年。
“我每天都在尽力保护26个孩子，以免他们被一名整日尖叫、有严重暴力行为的小孩伤害。他曾遭受创伤，不会说话，已经从两所学校转学了，” 她说。
“他被安排到我的班里，显然是因为我是全校最有同情心的人。”
然而光有同情心并不够。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安妮在家里歇斯底里地哭泣，每晚喝掉半瓶酒。
“我被巨大的噪音刺激到了，医生诊断我的症状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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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疲劳是什么？
人际关系学家阿里·沃克博士（Dr Ali Walker ）表示，同理心疲劳是经常影响照顾者的一种情况。
“他们会感到疲惫不堪，照顾他人的能力也会降低。”
沃克博士补充说，同理心疲劳、倦怠和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的现象正在不断增长。
她说：“倦怠是一种与工作需求相关的职业现象，会导致极度疲劳、工作表现下降或无法完成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传统界限变得模糊。居家学习及居家办公让许多照料者在疫情封锁期间承担了额外的责任，而一些一线岗位的照顾者或者护理人员，如教师、护士、医生、家长及其他医护人员也受到了影响。”
沃克博士表示，在澳大利亚和全球范围内，同理心疲劳的现象逐渐上升。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忙碌’的文化，数字革命让我们‘始终在线’，以及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联系。”
“我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休息和‘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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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精疲力竭
马克 （Mark Wales）17岁时加入了澳大利亚国防军，20岁出头时在东帝汶服役，之后又在阿富汗执行了四次任务。在其职业生涯的高峰期，他曾带领30名精英士兵。
他说，起初同理心在战术上帮了他一些忙。
“它帮助我读懂敌人可能会有的微表情和带来的小线索……”这位特种空勤团前指挥官告诉 Insight。
然而，随着战争持续和暴力加剧，马克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来应对每天看到的事情。
“即使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看到的人员伤亡。那让人很震惊。”
Mark Wales says his time in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drained his empathy reserves. Source: Supplied
但他对此感到并不好受。
“后来你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不关心其他一些人。我们周围的平民有时受到惊吓，有时会受到伤害，处理大量类似的问题对我来说非常困难。”
走出同理心疲劳 继续前行
服役16年后，马克在2012年离开了部队。
“当时我非常疲惫，感到过度劳累，同理心基本耗尽了。”
马克补充说，恢复需要时间。
“我去了美国全职学习，两年里每晚睡10个小时左右。”
“这些年我重塑自己，已经逐渐恢复到平常人的生活。”
安妮最终离开了她所热爱的教学事业。
她说：“在从事这份美好却压力很大的工作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恢复健康。”
“现在回想，我可以把整个事情串联起来了，当时的我正在遭受同理心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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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她是一名演讲者和教练，同时也是正念教育者，举办关于情绪健康和复原力的研习班。
她学会了通过自我意识、自我同情和健康界限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她说：“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感受，我会密切关注我的自身感受并及时处理。”
“我通过对自己说些好话来实践自我同情，就像对待最好的朋友或爱人那样。这可能很难做到，但它会让我保持专注，不那么容易受到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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