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 求職者表示政府資助的就業支援服務系統令他們感到失望。
- 一位求職者聲稱，他被告知要騎五個小時單車到城市上班。
- 聯邦議會委員會正就該系統作出審查。
一名來自塔州的求職者說，他被告知要騎單車五個小時到城市，以完成「工作體驗計劃」（Work for the Dole），避免他的尋工津貼被中斷。
聯邦聯合委員會正在檢討「就業支援服務系統」，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求職者表示，這系統經常令他們無法達成要求。
勃蘭特 (Oliver Brandt) 首次失業是因為膝蓋的傷患，使他不得不離開當前崗位，轉向尋求其他職業發展。
同時，在2018 年，他從昆州搬到塔州的偏遠地區，除了能搬近家人，亦方便他完成傳播學的課程，他在求職期間亦申請了尋工津貼。
期間他被分配到職業介紹所 APM（Advanced Personnel Management），每兩周要前往離家最近的辦事處「報到」。由於他沒有駕車，需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每程需耗時兩個多小時和 20 澳元的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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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確認將永久上調「尋工者」津貼
他說後來增加到每周四天在 APM 辦公室完成活動，幾個月後他必須完成「工作體驗計劃」（work for the dole scheme）中的一項活動。
他向 SBS 新聞表示：「我很樂意嘗試，但唯一問題是活動地點在荷伯特，我必須每周 5 天，由早上8時半到5時半都待在那裡，而且依賴公共交通，這根本是不可能。
「區域經理指責我不想工作，並說他們會給我一輛單車，我可以騎單車過去，但這需要五個小時，我要在凌晨3時出門騎單車去荷伯特。我真的覺得難以置信。」
他表示，從 2018 年到 2021 年，APM 的職員多次將他的履歷遞交給不符合他資歷或能力的工作。
有一次，他被預約進行電話諮詢，但當他無法完成時，他的尋工者津貼便被停止發放。
勃蘭特搬到塔州偏遠地區時失業了，他說他發現求職者服務與其說是幫助，不如說是一種障礙。 Source: Supplied / Oliver Brandt
他說：「系統沒有靈活性，人們會掉入裂縫。」
「這是人道主義的問題，他們是我們社會中最弱勢的人，但政府和 Centrelink 以及這個系統中的每個人卻背棄了他們。」
APM 發言人向 SBS 新聞表示，由於保密和私隱政策，他們無法評論這些說法。
「就業支援服務系統」是如何運作？
根據澳洲統計局 1 月份的數據，澳洲的失業率為 3.5 %，有 50.5 萬人沒有工作，其中很多人都領取收入補貼。
領取收入補貼的人會有相互的義務，包括參加合適的計劃，例如「殘疾人士就業服務 」（Disability Employment Services）或「就業支援服務系統」，以獲取政府津貼。
「殘疾人士就業服務」的參與機構須履行義務，根據求職者的情況、工作能力和個人需求提供工作計劃。
工作計劃中的活動包括應對殘疾對個人帶來的影響、發展技能的培訓、實習以獲取經驗，以及適當數量地協助求職。
當個人未能履行其義務，他們可能會被暫停發放津貼或記過。
澳洲失業工人工會（Australian Unemployed Workers' Union；AUWU）發言人波克森 (Jeremy Poxon) 認為，系統中一些條件最不利的人難以履行義務，而且一直無法達成。
他說：「很大部分接受這種津貼的人，都是處於非常不利和弱勢的處境，對於這些獲得政府資助的機構，他們確實要遵守要求，亦要牢記這些人（的處境）。」
「但正如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這些人只是在受懲罰，條件最不利的人受到最嚴重懲罰，最無法跳出困境的人正在受最多的懲罰，這與期望系統能得出的效果成相反。」
「就業支援服務系統」是否真的幫到人？
據社會服務部稱，全國有 97 間機構參與「殘疾人士就業服務」，超過 272,000 人曾參與這計劃。
社會服務部發言人說：「這些參與者當中，約佔 42％ 的人正在工作或接受教育，而其他人則在尋找工作和技能培訓方面得到支援。」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以來，目前的「殘疾人士就業服務」已幫助超過 100 萬澳洲殘障人士就業。」
發言人說，參與者可以對個人的記過提出異議。
發言人說：「社會服務部不知道『殘疾人士就業服務』參與機構無故對參與者進行記分的情況。」
「參與機構的職員不能取消或減少津貼。任何減少或取消津貼的決定均由澳洲社會服務部作出。」
APM 發言人告訴 SBS 新聞，該機構在過去兩年曾協助超過 422,000 人，並為超過 111,000 人提供就業機會。
發言人表示，APM 遵守項目合同中規定的所有要求，包括相互的義務。
發言人說：「我們的顧問非常努力地與參與者工作，以確保他們不會受到懲罰或失去津貼。」
聯邦工黨議員希爾（Julian Hill）正主導「澳洲勞動力就業服務」的檢討，最終報告將於 9 月 29 日提交。
希爾在去年 12 月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系統未能有效地吸引求職者和僱主。
他說：「眾所周知，瘋狂的定義就是重複地做同樣的事情，但期望得到不同的結果。然而，這就是澳洲幾十年來在『就業服務支援系統』方面所做的。」
「這導致一個系統未能有效地投資在澳洲的求職者身上，和支持他們可持續地就業，並且未能吸引和協助絕大多數僱主。」
「最低限度」的支援
賈斯汀（Justin Seymour）從 16 歲起就一直接受不同形式的收入津貼，他說在尋找合適的工作時，他從未得到過真正的幫助。
現時 28 歲的他，因纖維肌痛症出現慢性疼痛和行動不便，但他曾希望可以在遙距工作或混合形式工作（辦公室和家居）的行業中找到工作，例如資訊科技服務或行政工作。
賈斯汀說他一直對就業支援服務的參與機構感到失望。 Source: Supplied / Justin Seymour
他形容自己獲得「最低限度」的支援，並表示在尋找合適工作和應徵時，他的需要一再被忽視。
賈斯汀說，儘管他「幾乎不能站立半小時」，但他的職業中介或個案的工作人員繼續轉介他零售或保安方面的工作。
「我能做的事是有限的，而且沒有人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沒有考慮我的行動能力或殘疾，感覺不到是相互的義務。」
「我的職業中介威脅我要申請零售工作，否肌就會在我的帳戶上記錄違規，我認為他們會這樣講既可怕又荒謬。」
雖然仍然渴望找到工作，但他的希望正在幻滅。
他說：「我確信會有適合我的工作，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他說：「我很想找到一份適合我的工作，但目前我沒有太大希望，我在隧道盡頭看不到任何光明。這很可悲，應對參與服務的機構對找工作真的沒有幫助，這只會令此事變得更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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