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华二代为何重学小时候丢弃的中文？

跟很多华人的孩子一样，华二代赵明佑（Osmond Chiu）小时候被送去学中文，学得太吃力就放弃了。二十多年后，人到中年的Osmond重新学起了中文，为的是拉近与父母的距离……

Per Capita think tank research fellow Osmond Chiu. Source: SBS News

进入课堂学一门语言总是一件奇怪又令人生畏的事儿，尤其如果您在二十年前曾因学得太吃力而放弃过它。

像很多澳洲华人一样，我小时候被父母送到中文学校——我爸爸是香港人，我妈妈在台湾长大，他们用普通话来交流。

当时，每周六我在一个公立学校的分部跟我的母语“搏斗”，其他的五六个孩子也都是华人孩子。我们感到无聊，每个人都昏昏欲睡。

那时，我跟普通澳洲孩子一样，加入篮球队、周六打篮球，而我所学的语言是在家用得很少的语言。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主要用英语和我交流，除了偶尔接听到亲戚们的越洋电话外，我对普通话知之甚少。

而上中文学校，让我显得更像个外国人，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大的孩子，当时的我希望自己不那么显眼、少一点儿“中国味”，正是这种抵触感，学了很多年普通话的我依然几乎说不出只字片语。最后在高中阶段，我就索性不学了，拼音、书法，每周一熬的课程就此成为遥远的回忆。

如今，二十年过去，任何不够“澳洲化”的烦恼早已荡然无存，而我对自己身为不会说普通话的澳洲华人这一点深感尴尬。无论我参加了多少次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或者无论我读了多少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我仍无法摆脱那种不懂“中国话”、不懂汉语的感觉。

某次去中国旅行的经历更让我挫败到家，在那里，不会说普通话不仅是我身份的一个侧面，也造成我与周围人交流的障碍。

Osmond Chiu Source: Supplied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每周上一次夜校，学习普通话。我妈并没大发评论，但我能感觉到她既惊讶又开心，在我告诉她我在上夜校后，她就开始更加热情地跟我解释普通话和中国文化。

与我的童年中文班不一样，如今我的夜校课程里更富多样性，有些人是华裔，有些完全不是，有些人会说一些中国某地的方言但不会说普通话，而我们的共同想法是，每个人都对学习中文感兴趣。

而我的态度也与小时候不一样，我在课外还在学习，做功课、读书，甚至在Duolingo平台上反复练习，而跟小时候一样的是，最困难的部分还是如何处理不同的音调和发音——尽管如此，我仍感觉自己在不断进步。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非华裔学生会认为我比他们强，就好像一个人完全可以从你的DNA里习得一门语言。作为一门语言的初学者感觉很奇妙，但是你会发现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

另外，在悉尼唐人街附近的Haymarket工作，这意味着我在平时也有机会多一些练习，每次我去中餐馆，试图去读懂菜单，就好比一次小小的胜利。我常去的中餐馆的员工常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过去我都用英文回答，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用普通话进行对话了。

我也尝试跟妈妈的谈话中多用普通话，即使常常是中英文夹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走出了一个圈子，重拾中文不仅让我和父母更亲近了，也让我意识到，送我去学中文，是为了分享一种我们从哪来里的共鸣，尽管他们可能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来。

我不确定我的普通话是否已足以讨论政治或详细描述一件艺术品。希望下次再去中国时，我的澳洲华人的外表让我在那感觉更自在。

本文作者赵明佑（Osmond Chiu）是NSW Fabians的秘书长，也为工会担任政策专员。

请在Facebook和Twitter关注SBS中文，了解更多澳洲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