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贡陷落后，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逃离祖国，来到澳大利亚避难，其中许多人乘坐的是拥挤漏水的船只。
这次大逃亡恰逢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变，由此也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现代面貌。
在这些勇敢和坚韧的故事中，就有陈辉医生的故事。
陈辉医生说，他记得自己在越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975 年以前在越南的生活在一个小孩子眼里就像人间天堂。我还记得我的第二个生日派对，当时疼爱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组织了这个美丽的派对。”
但西贡陷落后，他说每晚的睡前故事被严格的指令所取代。
“我的父母会说，‘平躺在地上，这样如果有枪声，你就不会中弹。如果听到飞机声，就躲到床底下。如果屋顶塌了，床可以保护你。’”
新的共产党政权剥夺了他们一家的住房、汽车和生计，迫使他们与其他 470 人一起在一艘 24 米长的渔船上冒险。
“我的父母决定，在不断的起诉下，我们宁愿沉入海底死去，也不愿生活在那个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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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的艰险旅程，陈家人于 1979 年 9 月抵达澳大利亚。
“我们感觉就像两只巨大的手臂拥抱着我们全家。就像双亲拥抱着我们全家，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没事了。我们会照顾你们的’。太美了，那是我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一天。”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的瑞秋·斯蒂芬斯（Rachel Stephens）博士说，这些越南难民的到来引发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重大变化。
“从 1977 年到 1991 年，澳大利亚安置了约 15 万越南难民和移民。我们知道，白澳政策在五十年前的 1973 年结束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越南难民的到来确实是对白澳政策解体的第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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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1 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不到 700 名澳大利亚人称自己的出生地是越南，但 15 年后，这一数字增长到了 8 万多人。
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中，有 26.8 万多人报告越南是他们的出生地。
例如，位于悉尼西部的Cabramatta是澳大利亚越南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个区域内到处都是越南餐馆、面包店和杂货店，因此被称为“小西贡”。
斯蒂芬斯女士说，这给全澳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越南难民的到来对于振兴这些街区、提供新的收入来源、振兴在工业化中挣扎的郊区社区团体非常重要，工业化确实冲击了澳大利亚的许多城市。”
四十多年过去了，陈辉现在是悉尼的一名全科医生。
“并不是说它比其他工作更重要。每份工作都同样重要，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我可能更容易帮助更多的人。就在那时，我在 12 年级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从医。一直以来，我都没打算学医。”
他的父母十年前去世了，但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
“有一天，我爸爸卖掉了他们的结婚戒指，买了一些基本生活用品，比如拖鞋，这样我们就不用光脚走在滚烫的沙子和岩石上。他还用余钱给我和两个姐姐买了三个苹果。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那苹果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
“当时年幼的我天真地抬起头，看着爸爸说，‘爸爸，这苹果太美了，等你有了钱，能再给我买一个吗？’虽然爸爸知道他永远也没有钱再给我买一个苹果，但他还是笑了。他抚摸着我的头说，亲爱的儿子，有一天我有了更多的钱，我会给你买更多的苹果。他说到做到，当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时，我的父母买了很多苹果，以至于三十年来，我都没有再吃过一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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