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如既往引发不少争议。它在一个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阿联酋举行。大会主席贾比尔（Sultan Al Jaber）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他最近宣布阿联酋将在10年内翻倍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
他似乎不符合许多人对远离石化燃料的期望。超过100000名代表（人数是之前任何一届气候变化大会的两倍）登记参加峰会，其中超过2000名是化石燃料公司代表。
大会开局良好，第一天就宣布预算5.96亿澳元（4亿美元）用于帮助弱势国家应对气候灾难——并且集中讨论一项新气候协定，包括逐步淘汰所有化石燃料。
现在峰会结束，尘埃落定，到底有何重要成果？
1.化石燃料的终结？
或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是气候变化大会第一次正式承认化石燃料是气候变化的核心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格拉斯哥的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化石燃料才首次在国际气候协议中被提及。但当时，这提倡仍然缺乏雄心。
大多数国家希望气候变化大会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目的是逐步淘汰或起码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但现实是，各国同意的声明仅表示，必须“以合理、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远离化石燃料，加速在这关键十年的行动，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符合科学的准则”。
这种说法——“远离”而不是完全“淘汰”——并不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强烈。正如代表小岛屿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发言的萨摩亚所指出，这些表态声明只是“比日常做法有小幅进步”，但实际上需要的是“指数级重大变革”。
理论上，这项协议预示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但它为各国和公司提供刻意预留的的漏洞，可以用捕获和储存碳的做法，“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这合理化了持续燃烧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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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损失和损害
“损失和损害”（loss and damge）是为遭受重大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术语。在2022年的第27届国际气候变化大会设立了相关基金，现在该基金规模已达7亿美元。
尽管这是值得欢迎的消息，但与实际需要的4000亿美元相比，只是杯水车薪。相比估计花费70亿美元建造的COP28场地、迪拜博览馆相比，这金额也显得微不足道。
至于基金将如何运作、主要资金来源，是否由社区决定如何分配资金、分配过程能否避免贪污等，目前尚不清楚。尽管遭到反对，但气候变化大会已经同意支付世界银行24%的管理基金费用——这意味着每4美元中，就有1美元永远不会到达真正有需要的国家。
总体来说，这次气候变化大会并未在气候融资上取得成果，这个关键问题已被拖延至2024年11月的第29届气候变化大会。
3. 可再生能源和过渡燃料
118个国家签署的承诺，在2030年，将目前可再生能源产能增加三倍，并提高一倍全球能源效率。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承诺文件中，认为“过渡燃料”在维持目前能源安全方面有其作用。这令使用对气候有害的液化石油气变得可接受。
这并不是理想的情况，但在发展中国家，相较于燃烧木材或其他生物材质，使用过渡燃料烹煮和取暖，仍是相对健康、污染较少的选择。然而，我们应该有一个时间表，制定使用过渡燃料的期限。
COP28提及的另一议题，是环保式生产的绿色氢。这是利用风能或太阳能发电的过程，分解水的粒子以产生的氢。该行业预计，到2030年，基于可再生能源而获得的氢可扩大零排放燃料规模至11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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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油和天然气去碳化契约
超过50家国内和国际石油公司，代表全球大约40％的生产量，签署了一项去碳化契约。
该倡议设定了三个主要目标：到2050年或之前每家公司自身运营（有别于其产品使用）实现净零排放；到2030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过程中，实现近乎零甲烷泄漏；到2030年，实现零常规焚烧（燃烧多余的天然气）。
最后两项承诺尤为重要，因为甲烷是一种非常强大（但寿命短暂）的温室气体，有四分之一的人造甲烷排放是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过程。
因此，减少这些排放，是一个快速取胜、为我们争取时间的方法。但同时，世界上60％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不受此契约约束。这些公司将继续通过排放甲烷和焚烧天然气来节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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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球气候行动进度审查
国际社会在2015年的巴黎协议（Paris Agreement）上，决定集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限制全球平均升温在摄氏1.5度以内。而COP28是首个全球气候场合，审查该决议。
是次审查最大的收获是告诉我们已知的事实——世界远远落后于巴黎协议中的目标，要达成1.5度的升温限制，有不少危机。
COP28的主要收获，是各国达成协议，呼吁远离化石燃料，同时承认需要“深入、迅速”地减少排放。但如此软弱的措辞，与全球气候行动进度检查的结果，完全不符。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年复一年的谈判，推动各国增加他们的决心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增加有关融资。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将在阿塞拜疆举行，这是另一个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有着很差的人权记录，而且该国受俄罗斯影响很深。
但真正的挑战将是，迫使各国增加承诺的减排量，以确保我们仍然能保持1.5度的升温限制。
本文作者Mark Maslin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为伦敦大学学院（UCL）指定的联络人员。他是伦敦NERC博士培训伙伴关系的联合主任，气候危机咨询小组成员。他是Sopra-Steria CSR董事会、Sheep Included Ltd、Lansons和NetZeroNow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曾获得NERC、EPSRC、ESRC、DFG、皇家学会、DIFD、BEIS、DECC、FCO、创新英国、碳信托、英国太空总署、欧洲太空总署、研究英国、威康信托、利物莫信托、CIFF、Sprint2020和英国文化协会的资助。他还获得BBC、Lancet、Laithwaites、Seventh Generation、Channel 4、JLT Re、WWF、Hermes、CAFOD、HP和皇家特许测量师研究院的资助。
另一作者Priti Parikh教授是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研究员和受托人。她是Happold基金会和工程师反对贫困的董事会成员。研究资金来源包括英国研究创新局（UKRI）、皇家工程学院、水资源援助、英国学院、Bboxx Ltd、UCL、皇家学会和英国文化协会。她目前由皇家工程学院/Bboxx研究主席奖学金部分资助。她的咨询公司曾获得AECOM、剑桥可持续领导学院、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the Urban Poor、UNHABITAT、Arup、ITAD和GTZ的资助。
另一作者Simon Chin-Yee与世界银行、全球海事论坛和联合国基金会等机构合作，以促进绿色倡议。他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任职，同时也是Konrad Adenauer基金会在伦敦国王学院（KCL）能源与资源安全欧洲中心的研究员，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政治科学合作项目中担任研究员，该项目由阿拉伯大学计划资助，并得到阿联酋基金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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