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说过，70多年前二战的时候，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曾经远赴上海避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大约3万名犹太人在上海躲过了纳粹屠杀的浩劫。这些人中的不少，之后来到了澳大利亚。
本期故事主角是一位86岁的犹太老人Sam Moshinsky，他在中国度过了17个年头，经历了战争、政权和货币的变更，一番动荡之后他和全家来到澳大利亚定居，如今已是事业有成、儿孙满堂。
SBS记者吴音采访Sam，在他的讲述下重温了这段烙着特殊历史印记的老上海回忆。
“我的名字叫Sam Moshinsky，我出生在上海（1934年7月），在那里生活了17年， 1951年我来到澳洲，然后一直生活在墨尔本。
Sam Moshinsky with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outside their family business, The Shanghai Cardboard Box Factory c.1939 Source: Supplied
“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俄国裔的犹太人，他们上世纪20年代从西伯利亚来到上海以逃离苏联的革命。他们在上海定居下来，我的祖父开了一家做冰激凌包装盒的公司，夏天做冰淇淋的纸杯，冬天做巧克力的礼物盒。因为家里的生意，小时候我日子过得一直很舒适，从小我就有一个保姆阿妈服侍我，早上叫我起床，给我穿衣，准备早餐，送我上学。每天如此，我跟她关系很亲密，直到我的年级大到不需要人照顾，阿妈才离开我。我的弟弟也有自己的阿妈。
“小时候我跟阿妈是用上海话交流，我母亲说，在我上学之前，她说的话要阿妈从俄语翻译到上海话我才能懂，因为那时候我只能听懂上海话。后来上学以后我交了欧洲移民的朋友，才能听懂俄语、法语和英语。我跟阿妈的关系很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事实上，我是先学用筷子才学用刀叉吃饭的。”
在上海，Moshinsky家里雇着3个中国佣人，照顾着全家的生活起居，洗衣做饭，这些佣人是小Moshinsky亲密接触的不多的中国人。尽管他回忆说，有时候也会跟周围的中国小孩玩，跟家里帮管生意的王姓总经理的孩子也有交往。但Sam Moshinsky在上海的社交主要在跟他家庭背景相似的俄国裔犹太人的圈子里。
这些人里不少跟Moshinsky的祖父母一样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离开俄国的。更早期的犹太移民，包括19世纪中叶来华经商的塞法迪犹太人；为逃避20世纪初沙皇迫害逃到上海的俄国裔犹太人，还有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败后困陷于中国东北的犹太士兵和水手，他们最终也流落到了上海。
在这些人里，比较富裕的塞法迪犹太人居于相对上流的地位，其中的佼佼者包括了上海的沙逊洋行创始人沙逊（David Sassoon），他们家是从孟买移到上海，之后投资房地产，兴建了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都城饭店（今新城饭店）、汉弥尔登大楼（今福州大楼）等知名建筑。
后来的俄国裔犹太人居于中产的地位，俄国裔犹太人在抵达上海之初，一度获得塞法迪犹太人的物质帮助，随后很多人凭借经商或从事专业工作，很快在上海的租界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像Moshinsky家一样的优渥生活。
更多人听说的，逃来上海的犹太人，是因为德国纳粹上台以后执行清犹和大屠杀政策背井离乡，辗转来到中国的。当时上海是几方共管的通商口岸，外国人进入这里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这就给了在其他国家屡屡碰壁的犹太难民一个难得的避风港。从1937年到1939年，上海涌入了约一万八千名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逃出的犹太人，仅一个城市接受的犹太难民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纳数量的总和。
Goodbye Shanghai Source: Supplied
根据Moshinsky的回忆，这些犹太难民一开始散居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少数非常贫穷的犹太人居住在虹口区。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直接控制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批犹太人被迫进入到日本在虹口设立的犹太人隔离区生活。而Moshinsky自己和家人，非常幸运地生活在日占期间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怎么对待外国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国籍，取决于他们的属籍国是日本的敌人还是盟友。如果是来自敌国，就会被送进战俘营，而俄国在当时被认为是中立国家，因为日本并没有向苏联宣战，但是苏联和德国是交战国。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有德国和葡萄牙侨民，他们的生活也没受到什么影响”，Moshinsky说。
在一段时间内，俄国犹太人在上海的境况要比欧洲犹太难民和塞法迪犹太人好得多。所以战争年代的紧张、焦虑，在十岁左右的Moshinsky的脑海里，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尽管战时存在着配给的短缺，但只要出得起钱，Moshinsky一家还是可以从黑市上买到充足的食物。可是上学放学，生活照常之余，他也开始意识到，在上海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自己这么幸运。
Moshinsky思绪回到了当年的上海：“我亲眼见识到了很多人受苦，日本人对中国人非常残忍，所以中国人在战时受到了很多欺凌和折磨。而且中国的穷人很穷，我在书里记录了，小时候在上学路上，冬天经常会踩到冻死的人的尸体，这些人无家可归只能露宿街头，他们的小婴儿就这么活活冻死，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会踩到这些小婴儿的尸体。那时候上海的贫富差距真的很大，我们家跟那些穷人的生活标准都是差异巨大，那种穷是你在澳大利亚一生也不会见到的。”
随着二战进入尾声，日本失败在即，上海人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军轰炸机飞过上空去日本执行轰炸任务，有时还不忘在近郊扔几颗炸弹进行威慑。Moshinsky记得，有一次一处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被美军误炸了，一颗炸弹就死了好多人，把他吓坏了，也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体验。好的是1945年盛夏，在白兰花的香气中人们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国民党和美军开进了上海，曾经的租界也被国民政府收回。Moshinsky在中国的生活随之进入新一个纪元，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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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的17年生活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934年我出生到1941年，那时候是租界时期；1941年到1945年日本被打败投降，我生活在日本的占领下；战后美国人来了，但上海的租界也被取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上海，有很多年在他们的统治下日子并没有变化；1947年中国的内战，国共双方的内战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国民党政府的治国和腐败每况愈下；直到1949年5月，共产党解放上海，我继续在上海居住了两年，1951年10月我坐上了行驶往澳大利亚的轮船。所以每段时期随着统治者变化，我们的法律、路名、货币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你必须随时跟着变化走。”
“我想这样的变化是澳大利亚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不过以我的经历来说，一切不算太糟糕，比如说货币的变化，在二战之前我们用的是银元，日本占领时期他们换了货币，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有一套金圆币，而且不断贬值，等到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时候，又换成了人民币，所以我们成长过程中，货币一直是不停地变化。尽管对我和家人来说，我们并没有因此承受太大损失，但我们一直要保持灵活机动，要把钱随时换成美元来避免贬值。尤其是国民党统治期间，金圆币一天可能就会贬值不少，所以那时候我一拿到零花钱，就赶紧兑换美元，需要用的时候再把美元换成金圆币。”
彼时Moshinsky不过十几岁，他的犹太家庭已经在反复思考何去何从。解放战争以后，青天白日旗落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包括上海在内，中国众多城市的新主宰者。新中国的“公私合营”让包括Moshinsky一家在内的不少犹太家庭感觉剑悬头顶，他们感觉这时的中国不再有他们的位置，于是努力地寻找着新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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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1年，共产党掌权以后的两年，私人的财产被废除了，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的方法慢慢接管了很多欧洲移民创办的私人企业。我们家的纸盒工厂也不例外，而且租界的历史令中国人感到羞辱和愤怒，跟之前和现在的国际化不同，那时候人们都在要求让恢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城市，外国人在那里已经无处容身。所以所有有亲友或者认识朋友在海外的外国人都想着出来，我们家有亲戚在墨尔本，就帮我们申请了签证。”
1951年Sam先于家人登上了开往澳大利亚悉尼的轮船。随后他从悉尼乘火车来到了墨尔本，到墨尔本大学就读商学学位。走下火车，Sam见到的是一个没有上海灯红酒绿、人力车、三轮车，街道两旁全是花园洋房的陌生世界。
他说：“1951年我抵达墨尔本的那一天，是墨尔本赛马节，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有熟人到Spencer Street也就是现在的Southern cross station接我，整座城市寂静无人，因为那天是公共假日，我问亲戚，今天是星期二，怎么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一家店也不开，他告诉我，大家都去看赛马了。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这跟中国太不一样了。”
很快Moshinsky的家人也来到了墨尔本，他们在亲戚住的Camberwell区租房安顿了下来。父亲依旧经商，生意缩小了不少，但足以维持全家，养尊处优的家人，尤其是继母开始学着自己动手，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这样的巨大落差会不会让Sam很怀念往昔？
他说：“在上海有佣人照顾的日子是很舒服，这根我们到墨尔本以后很不一样。1951年的澳大利亚，还是英国文化占主流的时期，不像现在一样多元文化。我们感觉像是这里的陌生人，我也很怀念大海那一端昔日繁华的上海，怀念那里的食物、舒适的生活，不过我最思念的还是我的小伙伴，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读一所学校出来的。但是我们就这样散了，一部分人来了澳洲，还有一部分去了加拿大、以色列、美国，我们之间还保持着联系，因为我们都是在一座特别的城市长大，共同经历了一段不会再有的历史，这让我们的感情联系非常亲密，所以大家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自从1959年本科毕业以来，Sam Moshinsky在澳大利亚担任过多家大企业的财务主管，还做过政府组织的顾问。他和兄弟都在澳大利亚组建了家庭，他本人有3个儿子、8个孙辈。
工作和家庭生活之余，Moshinsky是积极的社区活动家，多个犹太组织的董事会主席，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的犹太博物馆和《澳洲犹太新闻报》，为此还获得过澳大利亚的杰出人士奖。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Moshinsky在心底依然保留着对上海深深的眷恋，从中国改革开放，他就开始带着妻子儿子，后来又带着全家多次回去，看上海，寻记忆，每次回去他都住在在距离旧时居所不远的东湖宾馆，沿着东湖路、淮海路、向阳路、汾阳路漫步，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
“我感觉上海就像我的家一样，离开那里以后我回去了至少12次，每次回去上海都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幸运的是，我祖父建的公寓还保留着，我们住的酒店就离那里不远。现在上海存留的东西让我深深留恋，离开的时候我17岁，成长过程中我所熟知的老上海，还留存了很大一部分，让我感觉回去就像回家一样。”
讲起自己的上海故事，Moshinsky总是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而他发现自己遇到的人，一旦听说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也是特别好奇他和全家当年的经历。于是 2016年Moshinsky写成了一本回忆录，名字叫做《别了上海，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并在序言中把这本书献给自己在澳洲长大的8个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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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太太一直很希望我写这样一本回忆录，详细回忆我的上海往事，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我说我小时候在上海度过，大家就会一直问我相关的问题。我太太说，写了这本书以后，如果有人再问同样的问题，只要把书拿给他们读就好了。但是这本书写了10年以后，人们还是对我的上海故事很感兴趣，邀请我做讲座，问我各种问题。我和我那些在上海长大的朋友，我们都说我们成长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一个特殊的城市，在一段与众不同，不会再有的历史时期，我和我的朋友之间有这种特殊的联系。现在我在考虑把我的书名从《别了上海》改成《永远不说再见》，因为人们还继续对我的故事表达出强烈的兴趣。”
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在Moshinsky的身上留下深深的文化记忆，这样的记忆也跨过重洋被带到了澳大利亚。
“从小到大，我们都很尊重中国的文明和文化，我们一直都被教育，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尽管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这群人是很有教养的。而且我们被教育，要尊重、顾全中国人的“面子”；从中国人那里我还学到了耐心，相比澳洲长大的朋友，我是很有耐心的，我一直说这源于我在中国长大的经历。在中国，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欧洲文化讲求的是追求速度”，Moshinsky解释道。
“而亚洲文化，尤其是在我成长时候的中国，在对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要贯注全力，待人处事都要讲求规矩谦虚礼让，现在有时候我跟一起在上海长大的同伴聚会，在墨尔本或在美国重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太太，她们一般是在美国或澳洲长大的，我们对形式的坚持让她们很不耐烦，因为欧洲文化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学到了这种品质，并且在离开中国以后还继续这么做，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很好，也是我在上海成长的经历中令我感到积极正面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