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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上班、一周工作四天……2024年的你工作方式改变了吗？
SBS Chinese
10/01/202406:05
“灵活的工作安排可以有很多含义，人们最常想到的可能是远程工作或在家工作，但也可以是弹性工作时间、压缩时间表、工作共享等更多选择。在我看来，灵活的工作方式只受到我们愿意接受的创造力的限制。”
这就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大学工商管理高级讲师梅丽莎·惠勒（Melissa Wheeler ）博士的看法。
她说，灵活和混合工作方式的革命在 2020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 COVID-19 的封锁释放了它的潜力。
她认为，现在，不愿意适应的雇主将面临寻求更灵活安排的员工的“外流”。
“人们证明了他们可以远程完成工作，即使不在现场也能完成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因此，我认为他们对自己有了一种期望：如果我证明了自己，我可以做到，那么我就应该享受通勤费更少、可以接送孩子之类的好处。”
惠勒博士说，灵活性为澳大利亚各地有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照顾者和残疾人、农村和偏远社区的人以及有孩子的人。
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管理学副教授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补充说，灵活的工作安排也有利于雇主。
“对于组织而言，这可能为它们提供扩大人才库的能力，并招聘来自正常招聘区域以外的员工，这样它们就能够从中招聘人才。 ”
霍普金斯博士说，每周五天通勤上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还指出，全职远程工作只适用于大约 30% 的上班人士。
但他说，对于另外 70% 需要在工作中大段时间都在现场的人来说，有一系列的调整措施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比如每周工作四天。
“每周四天工作制的真正优势和长处之一是，它是一种灵活的工作安排，可以为一线工人所采用。因此，它不仅仅适用于那些已经有了灵活工作安排的人，即那些知识型工作者或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而且每周四天工作制也可以适用于许多其他环境。因此，像 Bunnings 和宜家这样的公司目前正在进行试点。”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的主席米歇尔·奥尼尔（Michele O'Neil）说，早在大流行发生之前，工会就一直在争取提高工作场所的灵活性。
奥尼尔女士认为，2023 年 6 月生效的《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的修改为寻求灵活安排的工人带来了胜利。
“过去，他们只有申请弹性工作的权利，现在他们（仍然）有申请的权利，而雇主有义务。因此，雇主有义务要么提供这些安排，要么说明为该工人提供弹性工作安排对其业务不合理的原因。如果工人被拒绝合理的弹性工作安排，他们可以向公平工作委员会提出申诉。”
澳大利亚工商总会（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工作场所关系部主任杰西卡·廷斯利（Jessica Tinsley）担心，扩大后的立法将导致公平工作委员会的诉讼程序成本高昂，这对雇主来说令人生畏。
“在我们看来，关键问题在于‘一刀切’。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摒弃‘一刀切’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情况 ，那就是员工推动在家工作的普遍权利，我们在企业协议中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以常识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待弹性工作制和混合工作制，并在工作场所层面进行这些讨论。”
廷斯利女士还表示，灵活的工作安排可能会对工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面对面地接受指导、培训和支持，这些都是真正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事情。即使是社交互动这样的事情也会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在大流行期间，我们看到很多初级专业人员因为别无选择只能在家工作而真正失去了工作。”
但奥尼尔女士说，虽然立法提供了更大的保护，但并不妨碍人们参与工作。
“不仅仅是雇主看到了与同事建立联系的价值，看到了能够与人合作、与人交往、与人交流想法的价值。这也是工人们思考和希望做的事情。这并不总是冲突，更多的是如何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协商的问题。”
那么，如果工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扩大对工人的保护真的会导致大批工人外流吗？
惠勒博士说：“我认为我们仍然会看到特权在那些能够站起来一走了之的人与那些必须留下来确保自己经济状况良好的人之间发挥作用。”
但霍普金斯博士乐观地认为，新时代已经到来，而且才刚刚开始。
“我认为，自大流行发生以来，公司更愿意尝试这些东西，员工也更愿意提出要求。因此，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时代，我认为像每周四天工作制、在家办公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们会听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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